岁月不言唯石能语

2021-08-30 10:43 来自:中国商业网 收藏 分享 邀请  阅读量:19319   

摘要: 碑刻是史料的承载物,是某段历史横断面的见证。专家指出,收集、整理、展览、研究碑刻,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文化工程,为研究当地历史、文化、军事、经济、民俗、人文地理等方面,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在千年古县沂水,因编修的明清方志既晚...

碑刻是史料的承载物,是某段历史横断面的见证。专家指出,收集、整理、展览、研究碑刻,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文化工程,为研究当地历史、文化、军事、经济、民俗、人文地理等方面,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

在千年古县沂水,因编修的明清方志既晚又少,此前漫长的历史,除了州、府志上仅有的寥寥数语外,少有文字记载。正因如此,遗存的各种碑碣、石刻显得尤为重要。碑刻穿越春秋,似长长的沂河,洗尽铅华后,留下吉光片羽……

每个社会阶层,无不涉及

2018年,沂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编写了《沂水碑刻》一书,收录了163块碑刻、9处摩崖石刻以及若干石额、汉画像石等信息。这些碑刻或在崇山峻岭之上,或在深山老林之中,或在悬崖峭壁之下……同时,由于几百年的风化侵蚀,字迹模糊,难以辨识,为此拓片、摄影、碑文抄录等有关人员付出了艰辛劳动。

沂水所见碑刻,就功能而言,有记事、记功、颂德、褒奖、警策、训诫、惩戒、昭示、纪念、禁约、抒情、标识等;看其内容,则涉政治、军事、法制、文字、宗教、文学、教育、历史、经济、天文、地理、建筑、津渡道桥、名胜古迹、民俗风情、神怪、灾祸、祥瑞等等;而其载录的人物,上自先贤圣哲、帝王将相、英贤豪杰,下至寒儒布衣、山野白丁、江湖隐士、僧道教门、市井小民,每一个社会阶层,无不涉及。

在沂水存世的碑刻中,释道类的数量最多,内容多记录修建、修缮各种宗教场所。“古代沂水境内道教比较发达,全境有十几种庙观,数量亦可观,烟火旺盛,成为民众祈求五谷丰登、功名富贵、延年益寿和家庭和睦的主要去处。”临沂大学教授、《沂水碑刻》副主编刘海洲介绍。

在这些碑刻中,有一块比较特殊的四方体抹角碑,现存富官庄镇刘家后沟村北流泉庙的观音阁遗址处,立于1691年。面南的碑阳为碑文,其他三面刻满施财者姓名。各碑面文字上方留有30厘米的装饰图案,刻绘着鹿、兔、梅花、祥云等图形。

北流泉庙于1947年拆毁。当年,北流泉庙的庙会规模宏大,除了本地人,周边安丘、诸城、莒县等县也有来者,影响深远。以至刘家后沟的村民到外地赶集时,经常有人“考验”他们的身份:“你说你是刘家后沟的,那你知道北流泉庙碑上的兔子是朝向哪里的吗?”原来现存的四面八棱碑上端的饰图上,雕刻着几只栩栩如生的兔子,朝向南方。“这个故事充分说明,外地人不但知道有个北流泉庙,而且对庙中的碑刻都很清楚。”刘海洲说。

与四方体抹角碑同年所立的诸葛镇江家官庄新建三圣堂碑,则有着更为离奇的身世。既然是记事碑,至少会勾勒一下当年三圣堂破败、如何修葺等,可这块碑刻有些特立独行。其“碑文”只是抄了几句苏轼的《赤壁赋》以充数:……徘徊于斗牛之间,冯虚御风……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……

“碑文作者大胆地抄了苏轼《赤壁赋》的几句作为碑文,这种现象是很罕见的。碑文一般都是找当地最有学问的人撰写,甚至去外地聘官员或有科举功名者撰写。找不到进士、举人撰写,起码也要找个秀才吧?或许请人撰写碑文需要一点儿润笔费,江家官庄当时既找不到有学问的人,又没钱请人撰写,所以只好乱扯几句了。这也看出在那个年代,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的,读书人是多么稀缺。”在抄录碑文时,刘海洲颇为感慨。

既然是三圣堂,以前供奉的是什么神?问及村中多位老人,轮廓渐显:庙内原来有三尊神像,中间的那位是坐像,头戴“纱帽翅”;两旁一边是个老头,弯着腰,满脸皱纹,拄着拐杖;另一位手里握着一把大刀……“据他们的描述,基本可以推定这三位神像分别是玉皇大帝、土地老爷和关公老爷。旧时,村村有土地庙,有的地方还建有关帝庙,而玉皇大帝又是主管人间的主神,所以江家官庄的先人从经济的角度出发,把这三位一起建庙供奉起来,作为村庄的共同保护者。”刘海洲说。

人力胜自然,有志竟成

沂水是千年古县,历史悠久,境内有齐长城、穆陵关遗址、孟母墓、多处先秦时期城邑遗址。这些遗址上,也多立有碑刻。

相传穆陵关曾有汉碑,已毁无存。《东镇述遗记札》载:“晋、宋(刘)刻石,仅见残石片字。唐宋五碑,倾倒残断,字亦漶脱,难辨其意。立者五石,早为金天德四年《重修穆陵关记》,再为元至正十二年创建戍楼碑。其它皆明碑,一为礼部右侍郎薛宣诗刻,余二为修葺戍楼刻石。”由上可知,原有古碑碣十余幢。现存立者,惟明、清碑各一幢,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齐长城遗址”标志碑。

除了这些名胜古迹,在沂水腹地,有大量关于基础设施的碑刻,其中尤以桥梁居多。道光《沂水县志》如此论述:“邑有沟渠,民必病涉,造梁以济,王政所急。沂多山水,其河形散漫者,浅则虑若芥舟之胶,远则难为石杠之驾,当枯涸时尚如此,勿论盛涨矣。其有可人力施者,得免厉揭,岂非利民之一端乎?是不可不志。”在日常生活里,修桥不仅是士绅所乐为的“善事”,也是官方所乐为的“善政”。

现存有修建通顺、通济、兴隆、卧龙、济众等桥的碑刻。在高庄镇良疃村,有清代嘉庆年间的“重修狮象桥”碑,此桥位于沂蒙通衢上,时人重修时不仅扩大了其规模,还给它起了一个贴切的名字——狮象。“碑文里也提到这件事儿了,因为村庄前的两座山峰,形状与狮象相似,所以如此命名。”刘海洲说。

在夏蔚镇赵高峪村,有万历十九年的“薪见石桥”碑,碑额之“薪见”意为“新建”。碑文很多,如是记载:“南北经商,行有一凹渠,山水旷野难行,发舍慈化十方资财。”其下是120余位募捐人名单。“这些碑刻能为地名沿革、家族谱系考证等提供重要依据,有时甚至可以弥补地方志遗漏。”刘海洲说。

大部分碑刻,依旧在守望着其记录的古桥。而院东头镇吉家庄1872年的“重修灵仙桥”碑则有着不同的命运。此碑在灵山之西麓,沂水城去沂南县城公路之东侧。现存的灵仙桥为三孔石桥,两座桥墩由大青石垒成,每孔桥面由三块长条巨石铺成,三孔桥面共由九块面积大小基本相同的石板构成。桥面与沟底约1.5米深,现在桥下已多年没有流水,桥西是一片农田,原来水流的上游在桥东,则是垃圾场。从现场的面貌看,连河床的痕迹都看不出来了,根本没有建桥的必要,很难想象当年碑文所述“山水湍急”之景象。

碑刻中,氤氲时代之气象。在沂城街道小滑石沟村有一块1933年的“义举桥记”碑,碑文如是记载:“吾庄中央纵谷一道,始则举足可越,不为大患。迄今,年深日久,加以河流冲撞,两岸坍塌,遂成巨沟,非但六城往来不便莫甚,即推车负担及妇女井臼等事,道经于此者,往往被阻,足苦踬焉。”

“职是合庄同志欲一劳永利。少年闻之,各奋精神,同心协力,有自强不息之概;大众知之,竭力捐资,雷同义举,有集腋成裘之情。不数月而桥工告竣。由是人有义而功成,桥借义而取名。语云:人力胜自然,有志竟成。”撰文者如是记载。

易山名曰“保全”,良不诬矣

在乱世,沂蒙山区曾盘踞着大大小小的土匪,他们多则千人,少则数百人,到处打家劫舍,绑票勒索。为抵御土匪,沂水的小村落往往会联合起来,聚成大型村落,并用石墙或木墙围起来。有山的地区,尤其是有崮的地方,则在山顶修建山寨。有数块碑刻,记录这一历史的切面。

在黄山铺刘家岭西南有一座保全山,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山腰处,各有一眼山泉,泉水清冽,终年不干。尤其是山南、山北的两处山泉,水势旺盛,日夜涌流,浇灌着山下的大片良田,福泽周围的村庄百姓。因此,附近的村民认为保全山应为宝泉山。

保全山山顶平阔,百余亩,四周石崖如削,在陡峭的地方建有围墙,将山顶围成一座城堡。东、南、西、北皆有山门,下有拱形城门通过,上可登高瞭望。经过炮火洗礼,现犹存数米高残墙。

围墙内密密麻麻分布着石砌小屋,从这些一二米高的残墙看得出,小石屋二三十平方米大,均是简陋的石茬墙。在闹土匪时,周围村庄的人纷纷躲在这里。1890年所刻碑文如是记载:“咸丰同治年间,南匪北窜,居民避难山中,聚庐而处者,至数十家。”由此,此山由石关坪更名为保全山。

无独有偶,在杨庄镇还有一座保全山。在峨山山顶,有一块1864年的“保全山围”。这块石碑记载:“乡有峨山者,相传为前代避乱之所,其上故址犹存也。于咸丰初年,广西毛匪作乱,占据金陵,因之徐淮盗贼蜂起。至十一年二月,闻贼起自于徐,历泰安青属等处,沿途杀掠,遂由莒境南归。斯时吾境虽未受害,然知贼必将复来,爰因此山故址修石围焉。”

这块碑刻,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百姓的惶恐:“至八月间,数处贼匪果长驱大至,遥望火光,人心惶恐,共扶老携幼,逃奔于此,室家幸保无虞。但见沭水以南,烽火四起,沂城关厢,焚烧一空。越十余日,贼匪东下,吾人方自山回。于九月初四日,贼人突自穆陵而来,仓促间无以为备,急奔山围以避其凶。贼入关以后,遂散居马站、沭水之间,纵火焚烧,四处劫掠,荼毒之苦,不可胜言,屯居五日而去。同治元年九月间,贼又自穆陵而至,焚烧劫掠较前尤甚。屯留三日,拔旗南归,吾人仍赖此山以免焉。”

“然则山之保全吾乡者,其浅显哉?易其名曰‘保全’,良不诬矣。”立碑人的结论,可谓心诚。

在跋山水库北岸群山之中,海拔525米的刘家大崮略有凸起,东西近700米,南北近300米,其上有山寨遗迹。山寨南北二门,南门靠近大崮前村,北门靠近大崮后村,是山寨的主要建筑。南门曾有高大的墙体,可惜近年被拆除了,只留下一个大豁口和两侧残墙。北门悬崖缺口较大,围墙俨然。长长的围墙,或宽或窄,或高或低,蜿蜒曲折,间以方形射击口。

据当地村民说,刘家大崮与沂水刘南宅有关,刘家就是沂水刘南宅。明朝末年,沂水刘南宅四世刘应宾,曾辞官隐退,在此修筑山寨躲避乱世。山寨南门内有两块碑刻,一块是南门的匾额,上面刻有“民国二十二年重修刘子明建”字样。另一块是立于1935年的记事碑,非常厚重,详细记述了刘家大崮的来龙去脉,印证了当地村民的说法。

碑文用隶书撰写,辨识如下:“吾沂苦匪患久矣,赖此山以保全者,不下数千户。委以此山形势险峻,除南北盘路可通出入外,四面悬崖峭壁,攀援莫登。故自前明末季,盗贼蜂起之时,有中丞刘公应宾解组归里,认为此山足可避秦,遂兴工修筑,以度乱世。自是以后,遂以‘刘家大崮’名焉。迨至清咸同年间,捻匪作乱,刘公旦一被举为山长,重修一次,至今遗迹犹存。近数年来,蒙匪猖獗,附近居民咸以此山为乐土,公推刘公子明充任山长,几经患难,均保无虞。”

在高庄镇桃花坪村北的盘龙崮顶,也有一块与刘家大崮山寨碑文记载相似的石碑,静卧在山风中,无声地印证当时周围百姓称为“闹光棍”的匪患。“在战乱年代,平安是最大的幸福。沂水的每一处山寨,都是一部血泪的动乱史,记载着当地百姓曾经的苦难。”刘海洲说。(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昱 通讯员 黄孝志 报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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